較長的波長更能感測到覆蓋物（canopy）底下的表面狀況。

然而，上海官員對社會面清零的具體內涵進行了無實際意義的調整：將「主城區內」無新增病例變更為「隔離區外」無新增確診。Photo Credit: Reuters / 達志影像 其次，把社會治理的相關方針、戰略高度符號化和政治化，也是這種運動式治理的特徵之一 在上海防疫形勢逐漸嚴峻之時，深圳特區報於3月20日刊登的一篇評論，為中國防疫模式定下了主調： 「動態清零」與「病毒共存」表面上看是抗疫的理念之爭、策略之爭、方法之爭，本質上則是制度之爭、國力之爭、治理能力之爭，甚至是文明之爭。

根據上海疫情防控中心發佈的數字，上海19日新增新冠肺炎本土確診病例達2494例，本土無症狀感染者達16407例，雖然官方聲稱當地疫情呈下降趨勢，但其公佈的確診數依舊處於自武漢疫情爆發以來的高位。這種運動式防疫，正是在國境內構建和強化國家領導權的表現。在各地防疫等級被調高期間，一系列防疫措施，例如，頻繁的人群聚集以在短時間內完成大規模核酸檢測、嚴苛的封閉式居家或集中隔離和計畫式的物資配送，彷彿成了某種「清零劇本」的標配。北京當局急於將其執政合法性和戰略實踐的成果綁定，傾軋了地方官員消化和執行政策的空間，導致政策無法產生長遠、可持續的實際效益，最終走向只為達成某種「政治性必要」的運動式治理。指將陽性患者及其密切接觸者拉送至郊區或周邊地區後，以便主城區達成清零指標，本質上是一種為了清零而清零的形式主義實踐，被網友戲稱為「掩耳到零」。

因此，這類運動的目的不僅為了消滅病毒，當局更希望將此作為強化國家權力的手段，對其工具化。從地理位置上看，這兩地一個位於上海遠郊，而另一個幾乎只能與上海本土「隔江相望」。有時候，即使對象是「不喜歡自己」的人，但除非發生過特別的衝突事件，否則，在個別會談中因為是討論自己的目標和需要，對方難免敷衍或臭臉，但也鮮少面臨銳利的衝突。

在當社工的經驗裡，在各種服務的過程裡，被個別的服務對象不信任、覺得沒用、甚至討厭的經驗在所難免，但其中有兩次對我來說特別困難，那是我還是個菜鳥社工時，被青少年全體排擠的經驗。回想起來，那真的算是一段不容易的經歷，但對第一年開始當社工的我而言，也是很珍貴的學習。在他們生命中，遇過很多艱難，也遇到一些傷害，需要一些時間評估你，實在是再正常不過了。雖然信任還未建立，對方可能仍懷疑我、甚至討厭我，但在那樣的當下，我們仍然可以一起討論此刻能一起合作的目標，可能是拿到畢業證書、找到工作，討論他的目標如何在日常當中逐步前進，以及我可以在他的目標中扮演的角色。

在個案工作上，我也在服務過程中和服務對象一起面對生命中的各樣困難，他們慢慢對我改觀，關係也有所好轉。有了這樣的心理預備，在服務開始時，我比較不會著眼在案主的抗拒，而會注重尋找「他願意」的部分。

另一次，是我剛開始在機構內當社工，服務到機構上課的青少年時，大多數案主在機構內待的時間都比我久，當我必須維持各種課程安排、要求生活常規時，因為和班上領頭的學生衝突，進一步引起全班的討厭。有一個同事就問大家：「說實話，覺得現在活動很無聊的人舉手？」大多數的青少年都把手舉起來。通常，隨著他願意分享的事被聆聽了、感受到我願意和他一起努力嘗試、想辦法，他會願意分享、合作的部分也會越來越多。被排擠的我，每日生活面臨的常態是無視和嗆聲、活動很難進行、很難叫得動等。

我也想藉由自己的經驗，分享一些建立信任感的嘗試。被排擠的那一年，有傷害也有學習 我被排擠的時間大概將近一學年，那時我常常覺得壓力很大，也忍不住質疑自己，是不是其實不適合當社工？需不需要轉行？不像以前，我總喜歡在公共空間和青少年聊天，當時自己只要能躲就躲在辦公室，要去面對他們時，總是需要自我建設一番。這時，青少年們的表情從浮躁轉為若有所思，我們重新開始團體活動，這一次，大家讓我帶完了討論。Photo Credit: shutterstock 有時候，同事們幫的忙是調解我和青少年們的衝突。

1. 從建立個別關係開始，回應群體的排斥 在我與團體對立比較嚴重的時候，無法一下子就翻轉和團體的關係，但可以藉由個別會談、私下的互動等，慢慢改善和個別成員的關係。那的確是艱難的一年，但印象也非常深刻，是即使經過十年，仍屢屢想起的一年。

那些和個人、和團體劍拔弩張的狀況越來越少，我們慢慢可以建立深刻和信任的關係。但畢竟青少年也不想明目張膽的和社工作對，雖然不喜歡你但也沒有真的想要傷害你，所以不太有攻擊行為。

「信任」並非自然而然的存在 對我來說，第一個很深刻的學習是，我理解到，「信任」並非自然而然的存在，而是從互動過程積累的結果。同事繼續問：「那你們有沒有想過，這麼無聊我們為什麼要帶？」青少年愣了一下，安靜了下來，同事開始向同學們說明，為什麼我們知道有一些活動他們不喜歡，可是我們覺得對他們很重要，所以設計和安排。一次是我在安置機構實習，因為耿直（白目）的在團體面前說，必須把某個人的一些談話內容通報社工，後來我被當「告密仔」，遭全體成員排擠。文：郭可盼 在閱讀中一中音樂課事件的各式評論當中，我看到有人有感而發，寫下「被講臺下的人討厭，簡直是所有老師的夢魘。被排擠時的我，非常依賴同事的支援，當時兩位同組同事都比較資深、案主們也比較信賴和尊重他們。「信任」是對方所贈珍重的禮物，無法強求而得。

如同我也不會隨便讓人對我的人生指指點點，不會因為社工滿懷善意，案主就理所當然的需要感激你的存在、全然配合你的建議、願意真實分享自己的困難。在全體不友善的氛圍下，因為沒有人願意賣面子、配合你，使得你要帶各種團體活動或課程，都會變得非常困難。

有幾次，我覺得真的太難了，就躲起來偷偷流淚，想說我自己當青少年的時候，就已經覺得和青少年相處很不容易，怎麼會不自量力的想和青少年工作？我一直以為我是還算有自信的人，但當時我常常覺得自己很笨，變得畏縮又習慣討好，陷入了很深的自我懷疑。那時候我幫自己設定的目標，就是存活下去，存活下去就算贏。

我印象很深刻的一次，是我帶了一個生涯探索的團體，討論了幾回合後，青少年們開始大叫很無聊、很煩，不願意繼續下去。例如，同事們有時候扮演黑臉，像是在活動中出現、鎮住場面，讓我可以繼續進行，或是把比較容易引起衝突，例如盯大家清潔打掃這樣的工作領走。

隨著時間推移，在團體上，因著同事的幫忙，以及我對於青少年群體的慢慢熟悉，也讓我在溝通、討論、帶領團體上慢慢抓到訣竅和有所調整，也找到讓彼此舒服一些的帶領方式雖然信任還未建立，對方可能仍懷疑我、甚至討厭我，但在那樣的當下，我們仍然可以一起討論此刻能一起合作的目標，可能是拿到畢業證書、找到工作，討論他的目標如何在日常當中逐步前進，以及我可以在他的目標中扮演的角色。在他們生命中，遇過很多艱難，也遇到一些傷害，需要一些時間評估你，實在是再正常不過了。例如，同事們有時候扮演黑臉，像是在活動中出現、鎮住場面，讓我可以繼續進行，或是把比較容易引起衝突，例如盯大家清潔打掃這樣的工作領走。

那些和個人、和團體劍拔弩張的狀況越來越少，我們慢慢可以建立深刻和信任的關係。被排擠的那一年，有傷害也有學習 我被排擠的時間大概將近一學年，那時我常常覺得壓力很大，也忍不住質疑自己，是不是其實不適合當社工？需不需要轉行？不像以前，我總喜歡在公共空間和青少年聊天，當時自己只要能躲就躲在辦公室，要去面對他們時，總是需要自我建設一番。

有了這樣的心理預備，在服務開始時，我比較不會著眼在案主的抗拒，而會注重尋找「他願意」的部分。有幾次，我覺得真的太難了，就躲起來偷偷流淚，想說我自己當青少年的時候，就已經覺得和青少年相處很不容易，怎麼會不自量力的想和青少年工作？我一直以為我是還算有自信的人，但當時我常常覺得自己很笨，變得畏縮又習慣討好，陷入了很深的自我懷疑。

回想起來，那真的算是一段不容易的經歷，但對第一年開始當社工的我而言，也是很珍貴的學習。1. 從建立個別關係開始，回應群體的排斥 在我與團體對立比較嚴重的時候，無法一下子就翻轉和團體的關係，但可以藉由個別會談、私下的互動等，慢慢改善和個別成員的關係。

這時，青少年們的表情從浮躁轉為若有所思，我們重新開始團體活動，這一次，大家讓我帶完了討論。我也想藉由自己的經驗，分享一些建立信任感的嘗試。被排擠時的我，非常依賴同事的支援，當時兩位同組同事都比較資深、案主們也比較信賴和尊重他們。如同我也不會隨便讓人對我的人生指指點點，不會因為社工滿懷善意，案主就理所當然的需要感激你的存在、全然配合你的建議、願意真實分享自己的困難。

隨著時間推移，在團體上，因著同事的幫忙，以及我對於青少年群體的慢慢熟悉，也讓我在溝通、討論、帶領團體上慢慢抓到訣竅和有所調整，也找到讓彼此舒服一些的帶領方式。在個案工作上，我也在服務過程中和服務對象一起面對生命中的各樣困難，他們慢慢對我改觀，關係也有所好轉。

一次是我在安置機構實習，因為耿直（白目）的在團體面前說，必須把某個人的一些談話內容通報社工，後來我被當「告密仔」，遭全體成員排擠。通常，隨著他願意分享的事被聆聽了、感受到我願意和他一起努力嘗試、想辦法，他會願意分享、合作的部分也會越來越多。

但畢竟青少年也不想明目張膽的和社工作對，雖然不喜歡你但也沒有真的想要傷害你，所以不太有攻擊行為。同事繼續問：「那你們有沒有想過，這麼無聊我們為什麼要帶？」青少年愣了一下，安靜了下來，同事開始向同學們說明，為什麼我們知道有一些活動他們不喜歡，可是我們覺得對他們很重要，所以設計和安排。